布鲁日新赛季面对强队时把阵型压到本方三十米区域，两条线保持紧凑，前场只留一人牵制对手出球中卫。对根特一役，他们的边翼卫回收至与中卫齐平，逼着对手在边路反复倒脚。这种收缩把强队擅长的肋部渗透挤向边线，再靠局部人数优势完成抢断。但第一脚解围落点不佳时，外围的第二点争夺就变成二次防守，整条防线要在禁区前沿反复短距离冲刺。对阵联赛中下游球队，这套踢法轻易奏效，放到根特这类传控更稳的对手身上，容错空间就明显变窄。
一、两条线的距离
布鲁日低位防守最显眼的细节，是后卫线与前卫线之间始终保持不到十米的间距。对根特下半场有连续几分钟，客队在中场完成横向转移，布鲁日的四人前卫线跟着皮球整体滑动，没有一人脱离队形上抢。代价是横向覆盖有限，一旦球被推进到边后卫身后，最外侧中卫必须立刻横移补位，另一位中卫顶上禁区弧顶。
整条防线像门板一样被推着走，任何一次补位慢半拍，B体育平台门前就会留下空档。布鲁日把边路防守交给边翼卫身后的协防球员，边翼卫本人只负责封住传中线路。这一安排让对手起球时经常面对两三人封堵，可一旦对手放弃传中改走内切，边中卫就要在边线与禁区之间做选择，收缩的队形因此被拉出一道缝。
收缩的另一面是反击启动位置极低。布鲁日抢下球权后第一脚往往交给回撤到中圈附近的前锋，再由他分边找插上的边翼卫。对根特那场，布鲁日两次由守转攻都在五秒内完成，却都没能形成射门，原因就是前场接应点太少——收缩得太深，冲出来的人自然不够。
二、第二落点的争夺
真正的麻烦出现在第一脚解围之后。布鲁日的中卫习惯把球顶向边线方向，而不是门将身后的空地，这让对手在禁区外沿能稳定形成二次进攻。对根特下半场，布鲁日连续两次头球解围都落在对方后腰脚下，第三次对手直接远射，门将把球击出底线。整条防线在极度疲劳中完成三轮防守，站位已经出现混乱。
要缓解这个问题，布鲁日需要有人在中卫身前充当清道夫，负责第一落点的争抢和向两侧分球。但五后卫体系里这个位置往往由回撤的前卫临时承担，一旦他被对手的跑动带离，中卫身前就只剩空地。强队面对这种结构，通常安排一名中场在弧顶附近持续游走等着捡漏，而不是一味往禁区里堆人。
布鲁日对此的调整是把一名前卫压得更靠后，几乎站到中卫之间接球。好处是第二落点有了第一处理球的人，坏处是反击时前场只剩一名前锋和一名边翼卫，推进速度明显下降。对根特的最后阶段，客队再没能在禁区前沿完成有威胁的远射，但布鲁日也彻底放弃了扩大比分的可能。
三、边翼卫回收的时点
边翼卫什么时候回收，直接决定收缩形状是否完整。对根特上半场，右侧边翼卫几乎每次都在对手传球启动之后才回位，导致边中卫频繁面对一打二。下半场他提前了回收时点，在对手中场接球之前就站到边后卫位置，对手的边路推进因此被压缩成一次传中，被中卫直接解围。这个时点的把握比单独站位更重要。
提前回收的代价是失去边路反击出口。边翼卫一旦回到防线，抢断后要推进到对方半场需要跑更长距离，反击第一传也只能交给中路球员处理。对根特下半场布鲁日的反击次数明显减少，却把对手的射门限制在禁区外，这种取舍说明球队更愿意接受场面被动，也不愿在边路留下被反复冲击的口子。
但强队会针对这一点做文章。他们知道布鲁日的边翼卫会提前回收，于是刻意把球转移到弱侧，再由弱侧边锋一对一面对刚回位的边翼卫。这时边中卫要不要出来协防，就成了每次防守都要重新回答的问题。协防出来，肋部就空，不出来，边翼卫就得独自处理整条边路。
四、定位球里的代价
低位防守带来的另一副作用是定位球防守人数。布鲁日全队站位靠后，对手在禁区里堆积的人数往往更多，布鲁日不得不投入八到九人回防，前场只留一人。对根特的一个角球，布鲁日禁区内站了九名球员，可对手通过短角球战术把球传到点球点附近，盯人体系瞬间失去参照，中卫只能凭本能解围。
问题不在于人数，而在于职责分配。禁区里人一多，谁盯谁、谁守区域就容易模糊，对手只要用一次跑位交叉就能制造空档。布鲁日对根特的失球正是来自角球的二次进攻，第一点被顶出后，禁区外沿的对手后排插上完成射门，而布鲁日的防线当时还在往禁区里收，根本来不及外扩。
更麻烦的是这类防守消耗会延续到运动战。布鲁日在一次次角球防守后，往往需要几分钟才能重新组织起紧凑阵型，这段窗口正是强队最愿意利用的。对手只要在解围之后加快发球节奏，就能在收缩成形之前打出一脚穿透性传球。
布鲁日这套收缩在联赛对根特时拿到了想要的结果，零封对手，也把对方的射门压在低威胁区域。但它依赖全队九十分钟的同步移动和落点判断，任何一环松动，收缩就会从有序变成拥挤。面对传控更稳的强队，布鲁日要回答的是能否在收缩之外保留一条快速出球的通道，否则每次防守都变成单方面消耗。
收缩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收缩之后还能不能把球送到对方半场。这一点在欧战赛场上会被反复针对，布鲁日留给反击的接应点如果始终只有一两个人，再严整的防线也只是把失球时间往后推。
